从秦国变法看组织变革

秦国的历史伴随着春秋战国的时代史，秦国的崛起以及后来的统一大业都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始于公元前 361 年的秦孝公时代。从秦孝公嬴渠梁到秦始皇嬴政，中间还历经了五 位国君，但仅仅 120 余年，便实现了统一大业。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羸弱边缘的小国， 短短 100 余年不但逆袭，还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这背后自然不是单单靠每代国君的英明 神武。

一个文明的创生期往往是最有活力的，最富创造力的。作为中华统一文化开创者的大秦 帝国，有着与后世很多同样强盛帝国所全然不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才是大秦帝国得以强 盛的依靠，也是被后人所忽视，在后来历史中所缺失的。因此，这些东西才是需要我们重新 开掘出来的。因为正是这种缺失，使得华夏的原生文明在创造奇迹的同时，又蕴含了衰落和 失败的可能。《大秦帝国》正是通过将这些开掘出来，从而使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熟悉的 那部分历史，让我们更加看清现在要走的路。

一、以天下为师，大力引进优秀人才。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多国并存、竞争激烈的大争时代。各诸侯国都为自己国家的兴旺 发达和争霸图存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在这些杀伐不断的军事战争中，始终贯穿着人才争 夺战。各国的兴衰成败，表面上看起来取决于各国军事力量的强弱，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人才的得失。因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才 来体现的。“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

春秋战国时期，秦齐两国的多数国君，以及他国的个别国君，如魏文侯、赵烈侯、鲁缪 公、楚庄王、燕昭王、晋文公等，都积极收揽人才，因此在他们在位时，四方人才辐辏，国 势蒸蒸日上。在这些国家中，秦国是各国人才的最大吸取国。根据统计，秦自武王以后，到 秦始皇时代的世纪多的时间里，共有 21 个地位显赫的丞相，除 1 人为秦惠王异母弟，6 人 出身不详外，其余皆为外国人，占丞相总数的 60%以上。秦自穆公到赢政, 任用外来人才为 宰辅、将帅及其他要职的, 约有六十人之多, 这些人是功绩卓著、彪炳于史的，其实际数字 应当远远超过于此。相较而言，楚国则是人才外流比较严重的国家，仅仅秦国 22 个丞相当 中，楚国人就占了 7 个。其根本原因在于“内姓选于亲, 外姓选于旧”的任用官吏原则所致。

二、比较接地气的用人之道。

总结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用人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尊重人才

春秋战国时代，明君都十分尊重人才。或以人才为宝。史载齐威王与魏惠王会猎于郊， 惠王以有有直径一寸的大珠十枚而自夸，结果被视人才为国宝的威王狠狠奚落一顿。或以人 才为师。如齐宣王拜颜颀为师，魏文侯师子夏。或尊敬人才。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 其仆曰：‘君胡为轼？’日:`此非段干木之间钦？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或以开阔的胸 襟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人才。孟子主张以仁义治国,虽然不大合齐宣王口味,但是宣王对他仍然 十分敬重,经常向他请教问题。

（二）利益共享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除了有明君，更有像商鞅、范睢、张仪、吕不韦、李斯、郑国、白 起、王翦、章邯、蒙恬等能臣武将的辅佐。秦国自穆公称霸后，国力逐渐衰弱，时常遭受霸 主国魏国的欺凌，秦国素来尚武，而忽略治国之道，然周边诸侯强国林立，虎视眈眈。秦国 新君秦孝公开始意识到：穷兵黩武，无疑会断送国家前途，遂颁布“招贤令”以中兴秦国霸业， 其中有一条：“如能助秦强盛者，将与君共享秦国”。于是各国士子纷纷入秦，其中法家士子 商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秦孝公临终前还打算将帝位传给商鞅，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和气魄。 当企业感叹没有人才时，须不知，其所缺的是能与人才分享的胸襟与气魄。如果敢分享财富、 敢批驳自己、敢接受天下人才，还能不聚人么？古人秦公尚能如此重视人才，何况我们今人呢

（三）基层锻炼

在“求贤令”颁布后，吸引了不少山东士子前往秦国“面试”，他对士子们说“依六国惯例， 士达则任职。然秦国与列国素来少往，山东士子对秦国知之不详，难确职掌，请各位持国府 令牌，遍访秦国三月，后出治秦之策，后确认职掌”，他让士子们下基层，然后根据自己所见 所闻再制定自己的策略，然后再确定岗位。这是筛选优秀人才的好办法，第一，可以测试人 才的态度；第二，可以以筛掉急功近利和无学庸才；第三，让员工适应人文环境，让未来的 优秀的骨干可以更加了解基层。第四，让员工适应人文环境；第五，让未来的优秀骨干更加 了解基层。在许多入秦士子们眼里，来到这穷乡僻壤已经自感降尊纡贵，内心期盼着来到秦 国便能立即做个高官，没想到这位国君非但不立即任官授爵，竟然还要他们在这穷乡僻壤呆 上三个月，因此，许多士子都纷纷离去。但秦孝公对这些士子们并无半点指责，还给每人送 了黄金资助前往他国。此举不但使留下来的士子们更加敬佩这位国君，还让离去的士子们给 秦国散布好口碑，以使秦国更加凝聚人才。

（四）充分信任

在商鞅分析完《强秦九论》之后，直陈赢渠梁变法三难，希望得到赢渠梁的认可：1、 竭诚拥戴变法的新锐骨干，居于枢要职位；2、法制不避权贵，宫室宗亲违法与庶民同罪； 3、国君须对变法大臣坚信不疑，不受挑拨，不中离间。三难，处处都在骨节之处，就是放 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很多企业管理人都是做不到的，在众多的制度中都会有一条：总经理 特批款项。而赢渠梁却向商鞅对天发誓：信君如信我，终我一生，绝不负君。商鞅大为感动： 公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作为秦国君主，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商鞅变法， 是变法得以成功的基础，松柏指的是商鞅，作为变法谋士，他制订了变法的全套方略，并且 不留情面雷厉风行地推行，正因为有“青山松柏”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变法的成功与秦国的 富强。上下同欲，惺惺相惜，永不相负，这正是如今企业缺少的精神。《孙子兵法》中说，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帮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企业与员工若能实现青山 与松柏般的关系，何不成大事。

三、通过变法图存

战国时代是大争之世，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要想生存下去，只有让国家 富强起来，而要快速富强，只有通过变法，释放生产力。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保障存 续的制度体系，国家就会在激烈竞争中失去生存可能。因此，战国时代的有为之君，都通过 变法，成为一时霸主，如赵武灵王的变革、齐国邹忌变法，韩国申不害的变法、魏国李悝变 法、楚国吴起变法等，上述变法都让各自的国家称霸一时，但最为成功、最为彻底的，则是 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国变法的成功，在外因上，变法的浓度已经足够，比如：生死存亡的威胁，前人变法 成功的示范效应，变法思想体系的积累和支撑、秦国国力积弱产生的域场等，但跟重要的是 内因。比较上述各国的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能过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体系化变革

商鞅变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系化变革，不是仅仅在某些领域或者部分进行变革，而是对 秦国整个制度体系进行再造。只有体系化再造，才能保证制度体系因为体系自重而稳定，进 而杜绝因为旧制度反弹而产生的制度缩回。

比如，李悝变法是早期变法中较为成功的先例。即便如此，其变法也只触及部分旧制度， 更多的是在旧制度范围内从侧面挖掘潜力，并未进行制度替代的空前创新。片面制度创新的 结果，魏国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这种改进较为有限，其国家的内在基因并未得到彻底刷新， 必然导致其社会制度的自我限制。当制度容量耗尽，魏国再也没办法继续前进。这也是魏威 王之后，魏国迅速衰落的制度原因。比李悝变法更加突出表现片面改革劣势的，是吴起变法。 其变法仅仅触及一些政治制度的普通运行方式，说到底就是对政治运转进行良化。虽然客观 上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却没有触及旧制度的根本。结果，吴起变法迅速失 败，并且因为耗散了楚国的变法动力，并激起势力强大的旧世族结团反抗而过早牺牲了后续 变法的相应可能。再如，赵武灵王仅仅在危机感甚强的军事方面进行了改革，突破了传统价 值观的束缚，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选拔接班人方面，仍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结果严重影响了改革的功效。可见，如果不全面盘整，其他方面会有负面因素暗渡过来，进 而侵蚀改革，损害改革的有效发挥。不能一体化盘整，就会导致改革的不可持续。如果不能 全面盘整，秦国也必然陷入变法停顿和制度缩回。

但商鞅变法是一个体系化重塑过程。在变法设计上：

第一是目标：抟力第一。所谓“抟力”，就是要将国家的物力和人力资源统统集中于国家 和君主手中。就必须建构起以君主利益为中心的、由君主操控控制的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体制。 对变法前的秦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增强国力。实力决定成败，决定国家存亡。“多力，则 国强”，“强必王”。实力不能联结成片，就不能成为有深厚社会来源并稳固的国家基础。一时 激奋改变不了以资源支付力为基础的常态行为。所以，秦国国民可以一时振奋打退敌人，却 不可能长久获利。要想避免四处漏洞的国家弱势，必须增强国家实力。提升实力中线，成为 必然要求。

第二是手段：利益诱导。在确定抟力的基本方向之后，如何有效抟力，用什么手段激发 民众力量，是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商鞅找到的方法是“以利生力”。商鞅变法设计出符合战 国大势的变革大计，因为他抓住了利益激励这个“牛鼻子”。商鞅认为：“人生而有好恶，故民 可治也。人均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可见，商鞅所主张的，正是顺应他所认为 的人的好恶本性，通过赏罚的方法，把人民纳入国家治理的轨道。在激励导向上，商鞅提出 利出一孔，农战第一。农业是万力之源，对战国时代的秦国来说，更显得意义重大。秦国要 想持续生存，就需要应对战争。“农战是变法的基本轴心。

第三是保障：垂法而治。社会制度革命的时代，往往暗含着对规则体系的重视，因此形 成对法治社会的要求，用法治巩固变法成果。在确定国家变革的基本轴心后，用什么基本工 具治理国家？战国是一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既有物权界限被打破，社会由此纷乱 不已。在商鞅看来，法律是指导民众何去何从和做事的原则，是指导民众平时做事、生活的 尺度，可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只有进行法治，才能保障变革的成效。

在具体的变法行动上，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制度上进行了一体化设计和推进。在 经济上，主要是“生力”，推进田制改革、官社一体、重农抑商，解放生产力。在政治上，主 要是“抟力”，建立君主集权，推行县政直辖，用壹心壹刑统一思想和行为。在军事上，主要 是“杀力”，建立军功爵制；在社会匹配上，建立户籍制度，进行社会控制，以及采取相应的 思想引导和社会协同机制。

（二）制度为王

盛世以礼治天下、乱世以力得天下。商鞅变法的所有制度设计，均围绕“法制”这个核心 来展开，其背后是王道衰落、霸道兴起的时代潮流和经营理念，利用的是打破阶级壁垒、畅 通上升渠道的利益驱使，打造的是清晰的绩效导向、透明的奖惩标准、明确的目标牵引的运 营法则，营造的是怯于内斗、勇于外斗的狼性文化。这在当时是完全符合群雄竞争的外部环 境、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自身各方面处于弱势的实际的。秦国变法的成功，与其说是国运 还不如说是顺应了时运，与其说是顺应了民心，还不如说是承认了人性。

制度的设计不是一个单纯的绩效、运营、管理的机制，其背后是一个公司发展战略和运 营理念的突破。更不可能是简单的、局部的照搬其他公司的东西，而是基于自身实际情况、 系统性创造性的重新塑造。商鞅的变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环环相扣，可以说 彻底的改变了秦国的面貌和命运。

在企业转型期，实行一套相对固化的流程，推行使用标准表单和模板，对一个管理基础 薄弱的企业，的确有点劳民伤财，短期内见不到效果，但是，制度的权威一旦树立，流程一 旦运转，知识一旦固化，规范运作之功效便能显现出来，超越人治效率。

现代企业管理讲求的是以人为本，这个初衷是好的，而其实质应该是站在法制的框架内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维护大多数遵章守纪的人的利益为根本的以人为本。

（三）依法治理

秦国以商鞅变法而走向富国强兵，要归功于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 基础，不是礼义伦常的教化，不是与民休养生息的自然，不是兼爱非攻的友善，而是一套明 确、精细、严格的法令体系。同理，企业要从手工作坊、粗放式管理上升到规范化管理的轨 道上来，就应当抛弃完全依靠经验、关系、影响力的管理模式，将企业的运营机制建立在一 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流程上，管理行为有据可依，业务运作有规可循。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国无二法，凡是以帝国的名义制定的法制标准，对事不对人，不管是 皇亲国戚还是沿袭了几百年的传统势力，都必须臣服在法制的框架内。回首来看现代企业的 管理制度，经历年复一年的完善，细致入微，但是成效如何，不需要明言。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结果呢，值得我们去反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章立制的时候遵循的是法制，等到了 实施的时候，却变成了人治。管理出了问题第一时间不是去规章制度里找不足，而是想方设 法在规章制度的间隙中钻空子；处理问题不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落实责任吸取教训，而是挖 空心思规避制度中应承担的责任，甚至还有一种事不关己却遭受责罚的敢怒不敢言的心理。

（四）坚定的变法意志和执行力

变法成功，还需要变法者有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执行力。在变法推行前和推行的过程 中，很多人不能对制度变革形成有效认可，制度共识难以真正形成。这样，就要求变法者跳 脱一般接受速度，在各方面及时行动。所谓的大谋不赖众力，就是这个意思。等国家和民众 从变法中受益之后，那时真正的制度共识才会稳固形成。所以，商鞅在跟甘龙辩论时说，“疑 行无名，疑事无功”、“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於众”。

这就要求，在制度共识稳固形成以前，核心变法者要拥有坚定的变法意志。这其中，最 为重要的就是君主，而商鞅的幸运在于，秦孝公恰好是变法型君主，有这强烈的变法意愿和 坚定的意志。电视剧给我们展示了秦孝公勇的一面。这个勇，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在 战场上，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和战事取得胜利，孝公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东诸国视秦国如 夷狄，不得参与中原诸侯会盟。秦孝公痛心疾首：“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然后明耻敢变， 招贤纳士，力求改革，变法图强，为秦国的称霸奠定基础。其三人生勇，在人生的旅途中， 秦孝公以其勇者、智者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在危难关头依旧冷静。国策及改革方案既定，便 雷厉风行，一代一代地予以坚持贯彻，不因人为因素而动摇。孝公既然认定只有改革才是图 强之策，于是对勇于改革的商鞅便深信不疑，大胆重用。起初，大臣甘龙、杜挚极力反对变 法，孝公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商鞅。在变法开始以后的二十一年间，商鞅曾遭到过无数诽谤和 反对。孝公却对商鞅始终重用不疑。他坚决支持商鞅变法及太子，黥劓其傅，鼓舞商鞅在第 一次变法取得胜利以后，继而又实行了第二次变法。

对秦国的变法来说，虽然商鞅是总体设计师，也是具体执行者，如果没有孝公的坚定支 持，其变法成功不可想象。秦孝公对变法而言，是坚强的底盘支撑。没有秦孝公宽广的胸襟， 商鞅变法根本不可能发生。

（五）组建有力的变法集团

任何变法，都不可能是一两个君臣的事情，而是一个集团对另外一个集团的实力对比。 如果不可能有效集合出行动高效的变法集团，变法就不可能真实发生，而仅仅停留在需要阶 段。这个变法集团，一定要具有沟通上下内外的实力，这就要在其现实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实 力涡旋，才可能在变法开展后进一步吸入有变法意向的同质人加入，进而保证变法的持续有 效。从吴起本身被肢解的过程来看，当时楚国朝堂竟然没有形成能够制约贵族势力的新兴势 力。这当然表明吴起变法的底层基础是多么薄弱，甚至其变法的适度成功，仅仅寄希望于楚 悼王一人的鼎力支持。

四、文化精神

（一）狼性文化

秦国地处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秦族人性格 质朴、率直，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做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 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 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 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赳赳老 秦，共赴国难。”这八个字，无论是在最艰辛的时刻，还是在最激励人心的时刻，无论是在战 场上，还是山野里，每次响起，都会让人肃然起敬。无论是衣衫褴褛的老秦人，还是衣着华 贵的世族，他们对老秦国的期待都是令人振奋的。

多数企业有自己的口号，如何能够达到秦人之境界，是当下企业思考的重点。造人先造 魂，团队必须有灵魂，让其深深扎根于员工心中。这个魂不是单纯个人梦想，而是全民共同 的梦想。当然，这个魂往往从首任指挥官身上挖掘与体现出来的。

（二）海纳百川

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 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 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 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 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 社会 2000 多年的政治制度。

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跟秦朝“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不无关系。秦国对外来文化 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 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 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 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 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 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 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 和繁荣。这对当今企业向标杆学习，博采众家之长有异曲同工之处。

纵观中国历史，大秦帝国只不过是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消逝的那么急切却又那么让 人难以忘怀。但是这也充分说明这样的流星太少了。如果我们能从中吸取一些营养，强健我 们的体魄，那么我们企业的发展，也一定会在困难中逆势飞扬，闪耀商海。